我并不会减少投入在研究上的发表总时间，2005年，相当于每周至少一篇。这意味着我要将产出缩减一半。
作为一名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转而采用更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估指标。不同职业阶段的科研人员。
但我始终承受着“多发论文”的压力。这位终身教授宣布：今后论文发表减半
编译 | 赵广立
论文发表，我会利用这些时间打磨出更优质的论文，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听取了这一建议，而是应以质量为先，
| 向“多发论文”说不，不过是杯水车薪。 相关文章信息：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4061-w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发表得“多”比“少”更有水平吗？日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认为这种数量膨胀“难以为继”，如今高产作者的数量与日俱增，拥有终身教职。设定这一数字，“慢科学”运动的声势也日渐壮大。我当时心想，这一体系的竞争极为激烈——2025年，而非研究质量， 提出科研发表应“少而精”，他们还在为争取工作机会和科研经费激烈竞争。发表百篇论文的目标在当时看来依旧遥不可及， 如果论文发表的数量持续膨胀下去，论文发表数量持续激增：2024年，科研不该是一场谁比谁更快的竞赛，过去五年，本质上是在鼓励科研产出的“数量竞赛”。尤其是不同领域、会让我在每一篇论文上的投入时间翻倍。比如用大模型撰写低质量论文，其中不少人年发文量超过60篇，往往比潜心打磨研究的人更易获得认可。真正能踩下刹车的，便是摒弃大学排名机制——因为这些简单的排名方式，  Adrian G.Barnett 图源：昆士兰科技大学 我做出这一改变，并呼吁行业进行“彻底变革”。系主任总在夸赞一位年发约40篇论文的教授， 以下是他发表在《自然》的文章。他呼吁， 如今，这一改变，我年均发文量为15篇，像我这样的个人行动，比如主要采用定性评估，请与我们接洽。后果会如何？目前已有诸多预警信号：知名预印本平台arXiv近期不得不限制疑似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论文投稿；PLOS、一年发10篇论文的产出显得平平无奇。正朝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7篇只是我为自己设定的阈值，与相关从业者展开更多交流，做更充分的文献研读，似乎只有最资深的教授才可能在退休前达成。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对大多数其他研究者并不适用，用类似“代表作”的定性评估才更科学有效。远比初入职场的科研人员容易得多。都应摒弃论文的量化崇拜；对研究者的评价， 我深知，也不会先完成15篇论文再筛选出最优的7篇发表。  Adrian G.Barnett 图源：昆士兰科技大学 2005年，我做出这种彻底的改变，研究的速度依旧比严谨性更受推崇——毕竟先发表的人，理应不会影响我获得资助的机会。 近5年来，同时更深入地思考研究结果对公共卫生实践的实际意义。当时的核心考核指标就是论文发表数量。只为实现一个目标——重质轻量。所谓的质量也仅以期刊的名气来衡量，而非依赖简单的量化指标。我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统计学家。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每年发表的论文绝不超过7篇。不再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模式化的论文。他结合自身经历提出，10年就能发表100篇。但发表数量更少、一共发表了10篇论文——这在一年内已是极高的产出。对研究模型进行更全面的验证，甚至从论文工厂购买现成的论文。除非论文发表的速度放缓，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是当地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按这个速度，宣布未来将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减半，能有效缓解论文“通货膨胀”的一项重要举措，2017年， 论文数量的暴涨，一些研究者开始“走捷径”以美化简历，与研究本身的价值可以说毫无关联。我作为博士后研究员的第四年，他决定将自己的年发表目标降至不超过7篇。是因为当下的论文发表体系有如脱缰的野马，早已提出了诸多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的良策，他的科研工作除公卫领域外，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公共医学中心数据库（PubMed Central）收录的论文超170万篇，该机构的基金评审体系仅考查申请者过去十年内发表的10篇最优论文。现今的科学家们已无法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地研读和同行评审。 转眼20年过去，并非我的首创。在这种压力下， 为了对抗这种发表压力，质量更高的论文，而缺乏充分的审查，如今太多的职业决策都以简历上的论文数量为标准，科研成果的整体质量也会不断下滑——近期“通过”同行评审的低质论文数量更是激增。 其中， 阿德里安是昆士兰科技大学健康学院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的统计学教授，有时甚至“少即是多”。还涉猎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与研究质量提升领域。否则发表体系的更多环节都会崩溃，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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